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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教育沙龙:社会力量如何推动中西部乡村教育发展?
发布日期:2023-01-17 22: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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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山里的大山动中教育沙龙:社会力量如何推动中西部乡村教育发展?

看点:7 月 27 日,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力量两天两晚“知行者”古里大峡谷公益徒步活动顺利落幕。活动期间,教育教育还举办了主题为“社会力量如何推动中西部乡村教育发展”的沙龙社新民教育沙龙,沙龙由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主持,何推就中西部乡村教育的西部乡村发展开展了充分交流,讨论了乡村教育发展的发展各种可能及如何提供支持。

01

共识:乡村教育不应是大山动中背井离乡、逃离农村的力量教育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在谈到振兴乡村教育的时候,有人认为乡村教育不要振兴,教育教育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教育会逐渐衰败的沙龙社,走向消亡;也有人认为,何推现在的西部乡村乡村教育只是在所谓“振兴”旗号下,低水平维持它的发展生存,让它慢慢没落、大山动中消亡才是正确的。各位老师是怎么看待振兴乡村教育的?

侯远高(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全职公益人):

“振兴”这个概念用在教育上不好。教育应该是接地气的、有根的,它是和历史文化、自然融在一起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自然流淌的过程,是各方面力量参与,培育人、教育人的一个过程,不应该是运动式的。

李镇西(著名教育家):

怎么让乡村教育更好地发展呢?一方面,我们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外部的、居高临下的支持,而忽略乡村教育本身的生命力和生态环境。如果让乡村教育能够自然和谐地、不受干扰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振兴”,这个词也不是不可以。乡村教育能够正常发展、健康运行,要尊重当地的特点。外部运动式的变化、提一些口号是不管用的。

宋映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是从事教育财政研究的,从统计数据上,政府已经尽最大努力给资源了,但是并没有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能用城市的指标去看乡村教育,乡村学生原本身在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他们的生命力如何能够迸发?从历史来看,有些故事是可以启发我们的,比如说贵州石门坎的故事,它给当地带来持久的富有生命力的影响,达成这个教育奇迹是需要外来力量的。外来力量如果没有长久驻扎,就很难有成果。有些公益机构蜻蜓点水式地、大运动式地支教,最后机构成长了,却可能给地方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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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宗旨是生命的绽放,乡村教育也一样,要有一种生命的注入,才有可能带来好的帮助。比如彝族地区的教育,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里的民族教育作为个体保持住。无论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者,还是公益人,都需要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对西部地区的乡村教育有更深入的链接和触达。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有一种说法,乡村教育越发展,乡村越衰败,因为孩子都通过“教育”走出大山了。那么,乡村教育和乡村振兴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良性关系,乡村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侯远高(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全职公益人):

我是凉山当地人,我非常反对把“走出大凉山”作为教育目标。前两年有一个纪录片,让孩子们说家乡不好,要走出去;但是我觉得,你不爱自己的亲人、不爱家乡,你怎么去爱国家,怎么去爱民族?当然首先要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祖先和历史文化的传承。

这几年精准扶贫,教育均衡发展,凉山地区学校的书是配齐了,一般的学校都有一两万册书,人数再多一点,学校五六万册书都有,还不包括社会捐赠的书籍,但是它们全部躺在书架上,没有人看。因为学校上课、晚自习都安排的满满的,没有开展阅读指导的活动,没有给学生开放自我阅读的时间。我曾经专门做初中生阅读的调查,我问他看了多少书,孩子说没有超过 10 本书。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是不够的,乡村孩子的阅读范围是很窄的,要给孩子们更多自由学习的空间和时间。

△“悬崖村”名为阿土列尔村,位于四川凉山昭觉县古里大峡谷的千米悬崖之上。以前,居住在悬崖村的孩子要攀爬腾梯上学,危险难以想象。后来这里被媒体报道,受到了社会广大的关注。2016 年,当地政府修建了一条长 2.8 公里的,共 2556 个台阶的钢管天梯,孩子的上学之路安全多了。(图片来自新京报/央视新闻视频截图)

李镇西(著名教育家):

我们设想一下,社会力量也好,国家力量也好,如果要振兴悬崖村的教育,办一个人大附中悬崖村分校行不行?完全可以。我来当校长,在 5 年内培养了三个清华两个北大学生,那悬崖村教育振兴了吗?并没有。因为这几个学生“走出去”了,和振兴没有关系。

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让本地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热爱这片土地。马边彝族自治县是我们博士站联系的一个地方,他们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宣传部长,教育局官员全是当地的,他们说我们对这里最有感情的,想尽办法建设家乡。如果我们的民族地区,包括西部地区的教育,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家乡人,像侯教授一样,走出大山,最后又回来建设家乡,这就是我们振兴乡村教育的目标。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我们要有个共识,乡村教育不是背井离乡、逃离农村的教育,如果这样的话,振兴乡村无从谈起。很多人认为,考大学是乡村孩子的唯一出路,乡村只适合应试教育,这是在剥夺他们接受素质教育的机会。那么,如何重塑乡村教育的价值,各方力量如何合力推进良好乡村教育生态建设?

张守礼(奕阳教育董事长、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

看待乡村教育问题要有一个大的结构化的视角。不能把乡村就单纯看成是乡村问题,这其实是个城乡问题。

第一,目前的中国教育问题,是由于教育发展没有适应社会变迁造成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整个经济社会格局都变了,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公共服务没有相应地做出调整,于是就造成割裂,比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所以,乡村教育发展面临这样一个结构化的矛盾,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其实以后乡村教育还会是这么一个割裂的状态。其次,城和乡之间需要有一个双向通道,并不是一谈乡村振兴,就有试图把人固化在农村的倾向。

第二,乡村教育发展和乡村整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是一回事,在当下,不能把乡村教育发展问题单独分离出来,没有系统性的支撑,乡村教育发展也没有根基。

第三,是我们具体的教育问题,比如培育什么样的人。其实在今天,大部分教育工作者的观念和技术方法并不稀缺。但是大家觉的乡村教育还有那么大的落差,那么难办,我认为这和历史进程有关的。在 2020 年以前,中国教育都在渐次解决各个阶段“有学上”的问题 —— 短缺和普及一直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到了现在各个学段都已经普及,甚至都是局部过剩的情况下,确实到了要探索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未来教育的阶段。

基于未来的视角,乡村教育好的样态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由自下而上的基层教育工作者来解决,期待一些有想法、有见识的地方教育负责人,引入社会力量一起探索,一起做真正好的教育。

△大山里的新民教育沙龙(摄影:许少峰)

02

聚力:社会力量如何参与乡村教育振兴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教育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后普及教育阶段,如果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一定解决不了教育的公平问题和质量问题。面对这样的变化,政府的推动往往是非常乏力的,因为政府要维护传统教育体系的稳固,并不能敏感预知变化并做出快速反应。因此要有社会力量介入。社会力量在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推动下,在教育创新上有很大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是相互的,一方面是政府的鼓励,另一方面是大家努力去创造。

就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顾远老师,你是一个创新推动者,你觉得当前我们的城乡教育该怎么样去创新?社会力量如何通过创新来推动乡村教育发展?

顾远(Aha 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

对于任何一个想做社会创新的人来说,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切角,你从教育这个切角切进去,有助于解决你看到的社会问题。而反过来很有意思,如果你从社会视角去看待教育,也有助于解决教育问题。比如我们想改变乡村教育,不见得投入教育资源就能够解决问题,要问问孩子为什么不愿意读书,为什么厌学?我去藏区做驻区调查的时候,问过藏区的孩子,他们说,我为什么要读呢?第一个跟我没关系,第二个读完还找不到工作;我不如现在就去放马,家里多个劳动力。所以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是支教、捐书,未必有什么意义。从社会视角切入去看怎么改善教育,对于有心改变教育的社会创业家或者机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第二,我们再拉低一个角度,就教育来谈教育的话,教育又怎么改变?我的观察有两点。首先是思考底层的思考逻辑。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在湖南弘慧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上发言,我的整个 PPT 就一页,是一张照片,我问大家觉得好看吗?乡村老师说非常美,然后有几个老师就说了,好像是我们县旁边的景观。我放大了屏幕,他们才第一次用这个视角去看,说我们这儿还挺美的。在此之前,他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是不值一提的,相对于城市来说资源永远是匮乏的。他们面对城里面来的教育专家的时候,总是一种谦卑或者说自卑的状态。

我在那场分享的时候就特别想强调一点,对于乡村来说,在地资源本身就是丰富的,不要总是下意识觉得乡村资源匮乏,等待其他地方的输入。在活动现场我把那个村子里的人文地产都过了一遍,比如这里可以开什么课,跟什么活动结合。就是希望他们改变观念,觉得我们这里是行的。振兴的前提是重新审视我们所在的地方,重新理解什么是资源匮乏和资源输入。外来的资源输入未必是适合本地的,因为它是标准化采购的。

其次,一定要问自己是不是那些好的教育方式、先进的教育理念只适合城市地区,或者只有受更高文化教育、更多见解的人才能做,而乡村比较落后,老师也没什么见解、孩子们也不行,所以做不了。就我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我认为方法未必是一样的,但是都可以去做,甚至在某些方面乡村的条件更合适。但是如果我们标准化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老师来说,看不见资源,更难以发挥创造力。

△ 山顶篮球架(摄影:许少峰)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我们讲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不仅仅对城市学校,对乡村学校也是同样重要的。乡村教师其实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采取适合当地、自己和学生的教育模式,但是当前还是用一个模式去要求他们,而这个模式是城市化的。

说到乡村教育,通常会说到支教,支教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人说,支教某种意义上是给乡村孩子低水平教育的一个表现。为什么总是通过支教的方式,来解决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很多地方反对支教,他们觉得支教老师来到山区,通常点一把火就走了,他们想解决的是深层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作为曾经的支教老师,你认为乡村的教育究竟需要什么?

刘鹏(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执行主任):

我有过长期支教的经验,就我来说,支教最重要的首先是支教老师真的能给乡村孩子带去好的信息、技术、方法,让他们具备融入现代社会的技能;其次,支教老师要尊重当地文化,尊重乡村孩子在当地生活环境下产生的对世界不同的看法,尊重孩子因不同的环境形成的相应的性格。

郝冰(天下溪青蓝森林园园长):

不能把支教作为解决乡村教育问题的一个途径,但支教老师是乡村教育的良心。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前段时间,教材问题一度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有个记者采访我,说他们调查了很多乡村学校和老师,发现我国的教材都倾向于城市,并且越来越城市化,看不见农村的东西。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李文(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我认为这不是矛盾的事情,乡村孩子也需要去了解外面世界,就像我们需要去了解国外一样。但是我们的教材还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照顾到处于乡土成长环境的乡村孩子,尤其是6-12岁的儿童。我一直做儿童阅读教育,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乡村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在智力上跟城市孩子没有差异,都是后天的教育导致这些差异。我认为,正是因为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反而恰恰要找到优质的、足够好的东西给到乡村孩子。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有一个共识是,统一教材的编写并不能解决教材内容过于城市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形成国家教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的编写体系,但是我们的老师会有疑问,自己有能力编写校本教材吗?怎么样结合实际来解决乡村孩子的教材和阅读问题?

侯远高(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全职公益人):

乡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怎么进入校园,确实是一个大的议题。这么多年,校本教材开发的成功例子很少,这和我们的教育还是同质化、一元化有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脱离这片土壤的,乡村孩子的教材和他的生活、文化、亲缘都没关系。完全没有本土的东西,孩子们怎么会喜欢呢?而学校开发校本教材的过程中,会发现没有相应的资源配置,这恰恰是我们社会公益组织的着力点。

03

选择:反对乡村教育精英化,给大多数乡村孩子多元选择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我们讲乡村教育,有些时候觉得感觉不到希望,其实跟教育评价体系有关系。比如总是说高考改变命运,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想继续读书了?因为真正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是少数人,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孩子是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的。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在办教育的时候,是出于好管理,而不是办好学。比如撤点并校,导致很多乡村的孩子要去更远的地方读书。昨天我们去了一个徒步的打卡点,那个学校的墙上写着“开开心心上学,平平安安回家”,相似的标语以前只在工地上看过,我想是因为回家的路太难了,所以会写在标语上。

许明(文化工作者):

乡村教育振兴跟乡村振兴密不可分,乡村小学是乡村知识传播、文化传承的一个堡垒,把乡村小学拆掉了,乡村的文化就衰败了,文化的传承就断掉了。乡村振兴不等于乡村城市化,乡村教育也是一样,好的乡村教育是让当地人找到人生的意义,让他的生命充分绽放。而我们的教师如果坚定了乡村生活有价值,他们就会安下心来,剩下的就是技术性的问题。

具体来说,比如当年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首先解决的是卫生习惯、身体素质问题,而这次徒步,我们看到这里的卫生习惯还是差强人意。我去参观南开中学,他们校训的第一句话就是清早起来要洗脸刷牙,没有很高深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的养成问题。另外,如果你觉得在乡村生活的很有尊严,你才会愿意留下来。

总之,乡村教育的振兴离不开乡村的振兴;两个振兴仅凭民间社会的努力非常难;除非有好的公共政策和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加持。因此民间的努力还要尽可能影响政策制定者。这方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已经并正在做大量工作。

△ 古里大峡谷徒步(摄影:余炳廷)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而这个人才必须爱乡村、扎根乡村,乡村教育也一样,必须扎根乡土,这才是合理的逻辑关系。

邢宏伟(佰特教育阿福童悦读发起人):

首先,我觉得乡村的孩子拼命考大学,无可厚非,就像我们当年都是考大学的既得利益者。其次,在我读书的年代,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成绩还好,因为农村的孩子有非常强烈的读书动力,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等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在考大学跟未来不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客观现实。所以,我们要考虑给贫困的孩子更多的出路,从小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

最后我谈一下石门坎的教育,我专门写过关于石门坎教育的书。我一直说石门坎的成功在中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他们是把英国的教育制度复制到石门坎,包括整个教育体制、教育管理,人才引进渠道、教师培养方式、教材设计等。虽然不可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引用他们的方法。举个例子,中国人一般用普通话对话,不会特别去学地方的语言、民族的语言,因为总觉得学起来很难。但是英国文化就很不同,英国人到一个地方就跟当地人民学习语言,他们觉得语言就是一门工具。

李镇西(著名教育家):

我们不是反对乡村孩子考名校,这些权利当然是不可剥夺的,而是反对某些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只把眼光盯住少数精英。我曾经到山西的一个县调研,当地人说他们的教育很落后,但最近有希望了,新的书记下军令状,在任期内一定要实现清华北大零的突破。具体怎么做呢?他们把前 50 名的孩子交给山西省最好的高中,专门办个班,市值 300 万,一定要在三年后出现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这叫教育振兴吗?

所以,我们反对乡村教育精英化,并非是鼓励阶层固化,而是让不同的孩子有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人生道路,关键是他们的发展要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能够考大学的上大学,能够读职业学校的就读职业学校,让每个孩子有美好的人生,让当地有美好的未来。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我们要给大多数乡村孩子多元选择,但是现在的导向是把升学率、北清率作为我们的教育追求,作为振兴的标准。如果振兴县中是以升学率、北清率来评判的话,那就没有出路了。升学率是零和博弈,比如清华、北大在四川省的招生名额,是有限额的,你这个学校增加了,另外一个学校肯定减少了。

04

未来:城乡的双向流动已经开始了,教育的着力点在于建立新的城乡连接

侯远高(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全职公益人):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陷入一个误区: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城镇化趋势让我们觉得乡村教育越来越没有希望。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我觉得双向流动已经开始了,逆城镇化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们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在加速城镇化,但实际上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人口已经开始在往乡村回流了,很多退休人员、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往乡村走。从旅游就能看得出来这种流动,包括研学旅行。你会感到,逆城镇化、逃离北上广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了。

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农村孩子缺失的东西,城市孩子身上有;城市孩子身上缺失的东西,农村孩子身上有。乡村实际上是一个不光只是为了乡村孩子提供教育的场所,也是为城市孩子提供补充教育、拓展教育的一个场所。城乡教育不是割裂的,完全可以互补并连接在一起。城市孩子对自然的疏离,对传统文化的隔阂,乡村可以弥补它。农村孩子对于城市知识、城市生活技能的缺乏,城市孩子可以给他们产生影响。这也是公益组织的强项和着力点。

换一个思路,我们要看到可能 5 年、10 年以后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乡村可能不再是空心化。这个孩子是这次活动的志愿者,大学刚毕业,他们班 50 多个孩子,曾经都是我们爱心班的孩子,今年全回来了。昨天给我们开车的孩子,也曾经是我们爱心班的孩子,自己在这里开了个修车铺,他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不好,没读高中,我们就送他到一所职业学校去学汽车修理,他们班有 20 多个同学,去城里就业也没有问题,但是也全部回来了。

所以,我们培养的新型农村人才,只要在这儿有发展机会,出去的人还是会愿意回来。这片土地是有希望的,是可以实现双向赋能的,我们的教育应该立足于这一点,建立新的城乡连接。

姜跃平(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火柴公益理事)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好的教育一定是基于被教育者的真实生活和真实的生命情感的体验。一方面,我们要给乡村孩子以正常的路径:他要高考,他就应该好好高考;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给乡村孩子以更多的自由选择。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乡村振兴。刚才侯老师举的例子,孩子们为什么回来?因为在这里他感到能够生存,甚至还有发展的机会,同时又享受到家乡熟悉的人文环境,他才回来。他不可能靠侯老师一声令下或召唤说:孩子们你们都回来,他就回来了,做不到的。我觉得我们的改革一定要不能太理想化,得尊重人性,既要考虑到理想主义的一面,又要考虑到现实主义的一面。

再微观一点的话,和企业里说的是一样,永远不要抱怨资源,资源是无处不在的。我去看了大概 100 多所乡村学校和创新学校,我的体会就是大家太依赖外部资源了,其实农村有的是资源,但是问题出在哪?是人的观念。

张守礼(奕阳教育董事长、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

乡村教育这条路很长,我们行走的路也很长,研究院会再开发、优化不同的路线,挑不同的季节召集大家行走。期待下次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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